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评课稿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一. 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二. 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概况，培养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之情。

三. 教学重点：

以时间为纲，理清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线索脉络。

四. 教学设计：

一、导入：

钱钟书曾说中国诗是早熟的，是“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虽然在他的笔下，这种发展好比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利有弊，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古代诗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就沿着时间的足迹，去回顾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

教法：学生速读一个章节，教师归纳并举重要诗歌为例让学生感悟。

二、自我阅读第一章节：

教师归纳：

先秦时期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只在口头传唱，没有文字记录。

原始的诗歌基本上没有被记录下来。《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鸟兽之类猎物）”被认为是比较原始的猎歌，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先秦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诗人创作的漫长过程。

1、《诗经》

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设有专门的采诗官，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喻等目的做诗、献诗，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编成《诗》。《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诗，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称为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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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雅》、《颂》中的诗歌，对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2、《楚辞》

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种由诗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楚辞》中收集的先秦作品出自屈原和宋玉两位诗人。诗人之作，由于其个人的天赋才能、高度的文化素养以及对艺术遗产的继承，一般说来比起民间朴素的歌唱，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在情感上更为细腻，在艺术上更为精致。屈原、宋玉的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词，其作品规模宏大、风格瑰奇，是融合南北文化积极成果的产物。

屈原的骚体诗，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对理想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爱憎情感火山爆发式的自我倾诉、献身祖国的赤胆忠心，都在奔放的辞句、宏大的结构中被容纳。诗人大胆地驰骋想象，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象与自身遭遇，创造了一个个前无古人的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屈原的作品具有卓越的独特个性。这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同楚国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楚国巫风盛行，朝廷和民间祭祀都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娱诸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气氛的乐歌，自然是产生浪漫主义杰作的温床。例如《九歌》，其前身就是沅湘一带民间的祭神歌曲。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屈原的骚体诗，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较为单纯，而《楚辞》的比兴具有象征的特质，往往成为一个形象的系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就是范例。楚地本是泽乡山国，其间颇有叠波旷宇、崇山秀岭，这些江山的光怪之气足以摇荡心灵、催发丽辞伟句。

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词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坐标。但骚体诗已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句式加长而灵活，篇章放大而严密，诗采绚丽而贴切，是《诗经》之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有人说，中国历代诗“莫不同祖风骚”，足见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二）两汉时期

汉代诗歌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1. 汉乐府

乐府原指音乐机关，汉武帝刘彻时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其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辞予以配乐，以及将文人歌功颂德之诗制谱以供统治者祭祀和朝会宴饮之用。“汉乐府”即是汉代的乐府诗，又称“乐府诗”或“乐府歌辞”。据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分类，汉乐府大抵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之中，计有百余篇。这些为数不多的篇章却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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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它又与《诗经》发歌以抒情为主不同，汉乐府发歌以叙事为其特色。这些歌辞描画了惨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淫腐朽，反映了长期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人民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汉代社会现实生活图景。汉乐府民歌善于通过戏剧情节的铺叙，通过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塑造出特定环境中富有个性典型形象。其中《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孔雀东南飞》皆为传世名篇。汉乐府还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采用杂言和五言，长短随意，整散不拘，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色的新体诗。可见汉乐府继《楚辞》之后，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实现了汉语诗歌的新解放。

2.《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原题为《古诗》，最早收录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之内。这些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属于地主阶级中下阶层。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可以说代表了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些古诗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荡不安与黑暗。

曾有人评《古诗十九首》为“风之余，诗之母”。这些诗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象征衬托，所用皆妙。其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往往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其语言实为绚丽之极趋于平淡，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在历代都受到了高度评价，南朝文论家刘勰评为“五言之冠冕”，其艺术成就确是文人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如《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西北有高楼》皆为传世经典。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3. 其余

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也曾出现过断代。第一次是在秦代，由于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政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在民间尚有歌谣流传。第二次是西汉时期，文坛又呈寥落之势，仅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诗《大风歌》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值得一提。但中国古代诗歌无疑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极为灿烂的一颗明珠，充盈着精华与瑰宝，有着数不尽的流传千古的脍炙人口之作。而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则是我国诗歌文明的活水之源。特别是《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对后来的文人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养育了后来一代代的进步诗人。

（三）魏晋南北朝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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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续执政，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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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式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消失了。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善于音律。嵇康身材高大（约为181.74~191.1），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为朋友的事打抱不平而被收押，以前结下嫌隙的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嵇康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戮，时年四十。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

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发展了五言诗的诗歌形式。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

谢灵运（385～433年），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文学家，诗人。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祖父谢玄，晋车骑将军；父谢瑍，不慧；其母刘氏为王羲之外孙女。他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东晋时，他18岁袭封康乐公，刘宋建立后，按例被降为康乐侯，故又称“谢康乐”。

他被后世誉称为中国山水诗鼻祖。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在谢灵运手上，南朝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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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南北朝时期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这一时期民歌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四）宋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苏舜钦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

北宋初期

宋初诗风归为三体：

“白体”是指效法白居易做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徐铉、李昉、王禹偁等人。宋初优待文臣，且提倡诗赋，所以当时的馆阁之臣酬唱成风，编成了许多酬唱诗集。他们的诗歌主要模仿白居易、元稹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

“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宋初诗坛声势最盛的一派。宋代馆阁之臣酬唱的风气到真宗朝达到极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使得这种风气流行起来。作品题材较狭窄，内容较单薄，有的咏帝王故事，有的咏宫廷生活，更多的是如《梨》、《柳絮》一类咏物诗。西昆体诗人最推崇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诗歌词藻华美，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对晚唐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

西昆体的致命不足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另外，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也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合，西昆体具有明显的娱乐倾向，也和道统文学观日趋强化相抵触。这些也是它遭到批判、最后衰歇的根本原因。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其中最主要的作家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与所谓“九僧”（中国宋代初期诗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宇昭、怀古、惠崇等九人的并称），这些诗人除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惆怅，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只有林逋、寇准等人的诗歌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晚唐体”诗人对后代诗歌在语言上喜欢翻新出奇倾向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晚唐体”诗歌意象单调，形式呆板，所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色彩比较单一。

北宋中期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方面顺应着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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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文学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做诗，力矫西昆体的不良诗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他本人不少的诗文创作，都是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还有不少诗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情怀，这些诗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同类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欧阳修诗歌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

梅尧臣是专力做诗的文人，存诗2800多首。梅尧臣虽沉沦下僚，却非常关心时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他总爱在诗中予以反映。这些诗或以寓言的形式抨击邪恶势力，或干脆直书其事。他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揭露，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传统。梅尧臣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他常常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取材，并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饶有兴味。与题材内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

“平淡”为终极目标，追求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得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

与欧阳修、梅尧臣共同革新诗风的重要诗人还有苏舜钦。苏舜钦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他喜欢写雄奇阔大之景，赞美自然界的壮伟力量。苏舜钦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苏诗中已见端倪。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然而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大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王安石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

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于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持文坛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苏轼对此也当仁不让，充满自信与自负。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了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诗、宋词都在苏轼的手里达到了高峰。

苏轼才高学博，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轼做诗讲究才学，推重才气。他的才气首先表现在生动活泼、丰富浪漫的想象上；其次表现在他细致的观察力与细腻的表现力上；再次表现在构思布局的波澜起伏、变化莫测上。苏轼在讲究才气的同时也讲究学问，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使事用典上。这又是苏诗很重要的特征。苏轼在继承前人，特别是韩愈、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基础上，于诗中发表议论，且表现得更自觉、更成熟。苏诗议论，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不空发议论，而是或借助于形象，增加韵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梅、欧诗歌浅率无味、生硬晦涩的毛病；或与叙述紧密结合，边叙边议，使这些议论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洞察作其坚实深厚的基础；其次是议论本身新奇警策，富有启发性，充分显示了作者思辨的敏锐，识见的卓越。

北宋后期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之际，宋代文学的发展也达到了高潮，其中宋诗的成就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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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巅峰阶段。北宋后期，苏门弟子相继崛起。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此外如苏轼之弟苏辙，与苏氏兄弟并称为“二苏三孔”的孙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以及唐庚、陈师道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苏轼的影响，在北宋后期，这些苏门人物成了文学领域一枝最大的力量。但是由于苏轼写诗的方式是凭才情而随意挥洒，不主故常，所以别人难以追随仿效。而且由于从元祐后期开始，激烈的党争常常导致文字狱，苏轼那种敢怒敢骂的作风更使人敬而远之。于是，做诗极其讲究法度，题材又偏重于书斋生活的黄庭坚便成为青年诗人学习的典范。到了北宋末南宋初，追随黄庭坚的诗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这是两宋诗坛上最重要的现象。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黄庭坚在文学史上之所以享有盛名，一是因为他是诗、词、文全才的作家，并有自己一套独到的文学见解；二是因为他被后人推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中的三宗之首。甚至被推为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江西诗派的另一个宗主陈师道，与黄庭坚并称“黄陈”。陈师道诗歌题材内容比较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慨，但写得真挚诚恳，是寒士生活的真实写照。陈师道的诗歌有以下两种风格：一是讲苦吟，重锤炼，求新奇，斗工力，近似黄庭坚。虽有些力作，但多数情况却是想力逼杜甫而不至，以至弄得词涩而言苦；二是陈师道诗歌中也有一些平淡自然真率之作，这些作品虽非他刻意之作，但往往是其诗中的精华，特别是一些写给亲人的诗歌尤佳。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之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庭坚、陈师道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他们的诗歌就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生活转向书本，由魏阙转向江湖，由儒学转向佛老，在反抗流俗之弊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关闭了面向社会生活的大门，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的整个诗坛的倾向。

北宋后期的诗坛，总的说来，是在苏轼、黄庭坚诗风的笼罩之下。然就当时来说，苏轼的影响实大于黄庭坚。但苏诗的局面大，包容光，继起者难以全面发挥，黄庭坚诗则门径隘而力专，较易进步，特别是南渡后吕本中标举江西诗派，影响深远，所以苏轼的影响反而为其所掩盖了。

南宋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诗风也随之一变。

南宋诗的发展，一般以永嘉四灵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代表，宋诗创作继北宋后期之后，出现第二个繁荣发展时期。

南宋前期的诗人，大多出入江西诗派，或多或少地受到苏轼、黄庭坚诗风的影响。但时代的巨变促使他们对“江西体”进行认真的反思，放弃江西诗派那一套陈旧的创作原则与表现手法，去抒写以抗战爱国为基调的诗篇。从总的倾向来看，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歌创作有“尊杜”、“宗黄”开始转向师法自然，逐渐摆脱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表现出独创意识的觉醒；二是诗歌面向生活，创作题材有所扩大；三是忧时伤乱，爱国主义成为诗歌的主题。

南宋后期，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中兴四大诗人”虽以卓越的诗歌成就力矫江西诗派末流之弊病，成为南宋诗歌的突出代表，但他们的诗基本上还是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仍是对宋诗传统的发展。至南宋后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对这个传统的不满，于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先后出现，诗风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永嘉四灵的出现，从文学角度来看，一是不满于理学家们“以道学为诗”的诗论主张，二是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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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诗派之失，即针对江西诗派末流“资书以为诗”和形式上的生硬拗捩、追求平淡清瘦，而抬出晚唐姚合、贾岛与江西诗派末流对抗。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四人，都出于永嘉学派叶适的门下，均喜为近体，专工五律，注重白描，少用典故，不发议论，刻意求新，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以来至江西诗派的宋诗传统不一样。但由于他们的才力不足，四灵诗显得内容贫乏，局度狭小，情调凄清幽咽，成就不高，更无理论建树，因而随着四灵的相继殁世，便偃旗息鼓了。

江湖诗人的代表是戴复古、刘克庄。四灵诗尊晚唐，江湖诗人也尊晚唐，进而仰慕盛唐和选体，二派的诗学崇尚确有因袭关系。但江湖诗人大多是一些浪迹江湖的失意文人，其中不少人不满朝廷，关心时事，能体察民间疾苦，对现实态度比四灵诗派更明确，因而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他们的诗歌风格不一，其中一些人的诗不假雕饰，有时虽未免过于平直，然清新流畅、古朴自然的佳篇亦不少。

宋亡前夕，国难当头，民族忧患意识使一批爱国诗人崛起于宋末诗坛，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爱国志士，奔赴国难，抒坚贞不屈之志，发“黍离”、“麦秀”之思。宋诗至四灵、江湖，本已出现“衰气”，而宋末爱国诗人却以时代的悲歌为宋诗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最后一页。这是历代诗坛所罕见的景象。

词

词源于唐代的，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和周邦彦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五）元

元代出现了新的诗歌样式--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是单支的曲子。前期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接近民歌；后期代表作家主要有张久可、乔吉、睢景臣等，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开始远离现实。

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能开宗立派，以乐府诗和竹枝词闻名，词藻华丽、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

（六）明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高启所著古诗更是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出现台阁体。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遂应运而起。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第二次高潮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至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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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清初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如诗人屈大均、陈恭尹、顾炎武、归庄、钱澄之、杜硙。另外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和赵执信。词人有陈其年、纳兰性德、朱彝尊。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清初的戏曲界，有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双璧。清代中期，著名诗人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文章则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对后世影响甚大。

衍至清末，梁起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又预示着新的诗歌体式即将形成。五四新文学运动如星如日的光芒已经照亮了现代新诗的“诗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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