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雨后课堂实录【1】

31、雨

后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1个，辨析4个形近字，能用“兴奋”和“骄傲”两个词各写一句话。

2、有感情地朗读全诗，背诵全诗。感悟诗歌所反映的童趣、童真。初步了解冰心其人。

[教学过程] 基本过程

补充说明

一、

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提问：什么时候，你最开心？什么事，让你感到最开心？

看看文中同学有趣的经历吧。

2、揭示课题，齐读。

二、

检查预习、导入新课。

1、交流资料，初步了解冰心。

2、指名分节朗读读课文。

3、学习字词，完成课后习题：

比一比、再组词，说说你用什么方法记住它们。

辨（

）

辩（

）

辫（

）

瓣（

）

三、

朗读感知、质疑问难

1、初读诗歌，整体感知：想象一下在你眼前出现了怎样的场景？

2、再读诗歌，质疑问难：

师随机质疑：

从那些诗句可以读出小哥哥的兴奋和骄傲之情？

为什么小哥哥嘴中说着“糟糕——糟糕”，但却“放射出兴奋和骄傲”？

四、

反复朗读、熟读成诵。

1、朗读小赛，感情体验

雨后，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兄妹俩兴奋地陶醉在属于孩子们的“海洋”。“快乐得好象神仙一样”你最喜欢其中哪个画面？比一比，谁读得最好。

2、多种形式熟练朗读，背诵诗歌。

1

五、

诱发兴趣，学作小诗。

1、用“兴奋”和“骄傲”这两个词语写一句话。

（1）

理解词语“兴奋”，了解词义，找近义词

，读文中有关句子。

（2）

说话练习：生活中，你遇到过哪些令你十分兴奋的事？

2、学做小诗人。

【课后随笔】

2

三年级实验教材学生练习纸（26）

班级： 姓名： （ ）日期： 一、

组词

辩（

）交（

）娇（

）裤（

）踩（

）

辫（

）郊（

）

骄（

）

库（

）睬（

）

二、

造句

1、兴奋——

2、骄傲——

三、

学作小诗人。“赤着脚踩水塘”、“”在生活中。

谢冰心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女，曾用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1900年10月5日生。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1926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讲师。抗战期间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1951年回国后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副会长等。1956年7月加入民进。1979年10月、1983年11月先后当选为民进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1988年11月后，当选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冰心小说散文集》、《冰心全集》等，译有《先知》、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园丁集》等。

冰心与五个孩子

每到传统的节日春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团聚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时，冰心老人家里总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给老人来热情拜年。

每当冰心老人身体不适或生病住院时，总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捧着盛开的鲜花到医院亲切慰问老人。

3

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是谁呢？

为什么和冰心老人亲如一家人？

——他们是当年北京颇有名声的“五个孤儿”。

三十多年前，由于作家冰心采访过“五个孤儿”，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从此孩子们和冰心奶奶结下了不解之缘，凝成了深厚的亲情。

当时，1961年6月和1962年12月，北京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一家五个孩子——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兄妹，不幸相继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崇义区第一煤厂的工人，母亲是街道纸盒厂的工人，都是由于长期生活条件不佳积劳成疾因病而去世的。时年，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15岁，正在念初中；最小的同义只3岁；二女孩同庆10岁，正在上小学；男孩同来8岁，刚刚踏进学校门；还有一个女孩同贺，仅6岁，什么事也还不懂。这么小的几个孩子突然相继失去父母亲，一时无依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结果是孩子们失去了父母亲，却千万个亲人走过来。街坊邻居、社会各界都向孤儿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援助之手！退休工人马大爷，每天等几个大孩子上学去了，替他们操心着家里的火炉子，照看着留在家里的小同义；李玉琴大娘热心帮助孩子熬粥、炒菜；衣服、被子破了，潘淑兰阿姨帮着同庆缝补，而且教孩子怎么穿针引线。同院的田淑英大婶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天天几趟出入同山家。学校老师更是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街道办事处还特地派了一位女干部迈琴关照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并且代表办事处宣布：国家供给他们读书。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报纸、电台发表和播发了这则消息后，援助孤儿们的人更多了！有的人从外地汇来款，寄来衣物，还有的出差路过北京的旅客千方百计地寻找到东唐洗泊街5号对孩子们进行安慰和鼓励，留下生活费。

年幼的孩子们在失去父母后，还没有来得及想想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就由党和政府、街坊邻居、老师同学替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细致的照顾，生活在无忧无虑的欢乐幸福中。

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人有困难，万人相助；五个孩子失去了父母，千万个亲人站到了他们身边，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这便使得孤儿不孤。

作家冰心知悉此事后，十分关心和同情五个孤儿的遭遇，于1964年春天，便由我陪同进行采访。当时冰心正年近花甲，而且家住北京西郊，可她仍然将采访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五个孩子们的家在城内东区崇文门外一带，从西郊来，路程很远，当然我们用车接送冰心，但那也是“东奔西跑”哪！

冰心采访十分深入细致，严肃认真。大约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进城来，今天访问邻居大婶大嫂，明天访问街道干部，又要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和冷暖。时间长短不同的接触，先后采访了几十人之多！临了，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正在幼儿园的最小的孩子同义，冰心说一定要去幼儿园看看小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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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了，到了幼儿园后，小同义正在小床上睡得很香甜呢！老师问要不要把他喊醒？冰心说：“不用，不用，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吧！”冰心轻轻地走到床前俯身吻了一下小同义，我们告辞了。

冰心采访，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心声，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极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帮助自己回忆。而我作为她的助手，就要记录得详细一点了。后来她在写作这篇报告文学时，为了引发回忆，曾参阅了我的笔记本。为这件事，不料想，在急风暴雨的“文革”时，竟有知情的造反派在批斗冰心时，说她“臭架子大”，采访时自己不记笔记，让编辑记。实际上他们哪里懂得，冰心的采访是在用心感受的过程。

不久后，冰心写出了报导五个孤儿事迹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发表在《人民文学》1964年6月号。作为责任编辑，我在陪同冰心的采访过程中，学习不少东西。这篇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响。首先是中央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播发了它，又有多家国内的及外交报刊转载，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写来大量的信，既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又赞美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外国朋友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他们国家，这众多的五个孤儿只能是流浪街头，生死未卜。

冰心的报告文学作品及大量读者的来信，大大地鼓舞了五个孩子！他们不再感到孤独，感到生活窘迫，而是和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儿童一样过青温暖幸福的生活。在阳光雨露下，五个孤儿在茁壮地成长。

由于采写这篇报告文学的因缘，此后漫漫的几十年岁月里，冰心始终关怀着、挂念着、帮助着这几个可爱的孤儿。她有时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过年过节，有时给孩子们送去学习用的作业本和文具，有时还指导孩子们做功课……她给予了五个孩子人间最宝贵的爱！给予了孩子们家庭般的温暖，从而鼓舞了孩子们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不料，两年后，晴天霹雳，“文革”的风暴骤然而至！冰心及几乎所有的作家统统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他们随之便失去了自由。

冰心和“牛棚”的难友们，被勒令每天打扫“文联大楼”（即如今的中华、商务办公楼）的过道和写没完没了的所谓“交待”材料。因为是“牛鬼蛇神”，不许他们和任何“革命群众”接触和说话，否则就以“反革命串联”罪进行残酷批斗。

恰在这时，有天中午，我正在文联食堂用餐，十几岁的小同庆突然闯到我的跟前说：“叔叔，你怎么样？我很想谢奶奶！我想见谢奶奶！”我又惊又喜，奇怪她这么小小年纪的人怎么敢冒如此风险来找我要见冰心？！那时文联大楼楼里楼外贴满铺天盖地大字报，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倒“反动作家”谢冰心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别的不认识，谢冰心几个字孩子还是认得的，可她竟然闯进来了！

看到小同庆那孩子般真诚的眼神和企盼的目光，我动心了，决意冒一次风险让孩子见见冰心。因为正是午饭时间，“牛鬼蛇神”也要吃饭的，只是他们大部被挤在墙角几张饭桌上，不能和群众同吃同欢乐。我要同庆先坐下，等一等。于是我站起身扫视一周食堂，正巧，冰心和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几个人在西北角一张桌上闷头吃饭呢。这时

5

饭堂的人正逐渐稀少，许多造反派来得早走得早，正是好时机。发现目标后，我便牵着同庆的小手走了过去，我对冰心说：同庆要见你。冰心愣了一下，不知孩子要见她做什么。那时常常有莫名其妙的人随便可以批斗“黑帮”的，不想，一见到沉默不语的冰心，小同庆哭了！呜咽着说：“谢奶奶，我想你……”

冰心环视一下四周，悄声问道：“孩子，你怎么敢冒这个风险？”

“谢奶奶，我不怕。”同庆拉着冰心的手说：“您不是坏人，您也别怕。您是好人，好人！……”

孩子的一句话，一句普普通通的真心话，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她不由地落了泪，长时间紧紧地紧紧地握着小同庆的手，说不出话来，一股暖流通向心间。

要知道这一幕是在那个风暴袭来人妖颠倒的恐怖年代啊！

待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冰心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她重新复出后，许多老朋友都恢复了来往。可那批当年是“五个孤儿”的小朋友呢？他们现在哪里？情况又如何呢？冰心一直念念不忘，牵挂在心。而“五个孤儿”呢？同样，孩子们也在惦念着他们热爱的谢奶奶，也在寻找谢奶奶。

终于有一天，阳光灿烂的一个春日里，冰心和已经长大了的“五个孤儿”劫后重逢，喜泪满面！孩子们对冰心奶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冰心呢，一会儿摸摸这个的头，一会儿看看那个穿着的衣服，问他们念书的在哪个学校？工作的情况如何？生活得怎样？……

霎时，客厅里充满了阳光。欢声笑语，喜气盈盈。从此，已经长大成人的“五个孤儿”又同他们可亲可爱的谢奶奶能够常常团聚在一起了。逢年过节他们总要到谢奶奶家去看望，去玩耍，春节总要给谢奶奶拜年，这几乎已经形成惯例。若是遇到冰心奶奶病了，几个孩子更是牵挂在心，轮流着去医院探望。

当年15岁的老大周同山，已担任北京供电局副局长多年，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忠于职守，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辛勤工作。老三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市农场局，担负了领导工作，在新的战线做出了可喜的新奉献。聪明好学的同贺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和爱人一起去法国做过商务工作，现在又在国内新的岗位勤奋努力地做事业。那个最小的同义是供电局车队工程车的一个快乐的小司机，整日奔驰在首都大街小巷，为人们输送光明。

时光流逝了二十个、三十个春秋，如今，“五个孤儿”都己先后成家立业，他们的下一代也已陆续诞生。他们已是一个16口人的幸福大家庭了。

从前，还只是同山兄妹五个人的时候，每年春节，我们都是相约在同一个日子，初二、初三或初四一起去北京西郊给冰心老人拜年。后来五兄妹陆续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添丁加口，人多了，我们便不可能再是六个人一同前往了。所以后来便逐渐改变为“兵”分两路、三路先后前往。

6

有一年春节，我们同冰心家人约定初二、初三两天上午我和同山兄妹分两批去给老人家拜年。初三上午，我和老大周同山一家四口准时到达。

坐定后，冰心老人满面春风地说：“昨天，同庆他们姐弟的四家人全都来了。今天，是‘局长大人’（指担任供电局长的周同山）驾到，见到你们都这么争气地成长起来，我是多么高兴哇！你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你们还要好好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说着，她转眼又对着我，呶呶嘴幽默地说：“喏，咱们的结识、交往，他可是桥梁呐！”

同山他们点点头，都会心地笑了。

冰心忽然回忆似他说：“那是1964年吧，周明陪我找到你们，采访你们的事儿。当时，我们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一天去好几处，那真是马不停蹄哦。采访快结束时，我们想起还没见到小同义呢！那时他最小喽，才3岁吧。昨天他来，也带来了新结婚的爱人哩，多快哪。”

说到此，稍是停顿了一下后，她又兴奋地接着说：“当时我和周明找到东厅幼儿园，小同义正在睡觉呢。我们没有让幼儿园叫醒他。老师好意，轻轻地掀起被头，把睡得正甜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忽然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我们微笑，一双惹人喜欢的小酒窝，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冰心说着，忽然又问周同山：“你们兄妹就同义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吧？”

周同山和他的爱人小宋宜乐得格格格地笑。同山对于老人如此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意外。他直点头说：是，是这样，就小义一人有酒窝。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她说：那可不！我怎么会忘记呢？你们虽然不幸失去了父母。却得到那么多亲人的关怀，那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这件事，很使我动心哪！

这时，她小小的客厅里充满欢声笑语。那摆设在阳光灿烂的窗台和书柜上的几丝盛开的水仙花，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清香，充溢在整个客厅里，充溢在我们的心头。

由于“孤儿不孤”的事迹，当年引起作家冰心的关注，写了《咱们的五个孩子》报告文学，结果这篇报告文学的发表，又引起更多人的关心帮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十分关心五个孩子的成长。在60年代的1964年8月的一天，邓颖超曾派车把周同山兄弟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项与外国小朋友的联欢活动，那是5个孩子第一次走进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哪！孩子高兴得又唱又跳，老三同来直在红地毯上翻跟头。最小的同义直嚷要邓妈妈抱，邓颖超抱起小同义，亲热地问：“幼儿园好吗？都吃什么好吃的？”邓颖超一一询问了同山兄妹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向上。

联欢会将要结束时，邓颖超高兴地告诉5个孩子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也问你们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五兄妹受到极大鼓舞！还有什么比这更温暖呢？！

7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同志依然关心着“孤儿”们的成长。但由于工作忙，直到1984年的中秋节，邓颖超同志作出安排，要我和“五个孤儿”及其孩子们去中南海同她共度中秋佳节。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节日。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中南海碧波荡漾。当我和身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走进中南海，穿过花树绿荫，沿着那郁郁葱葱花树丛间的小路，走上庄严、宏伟的西花厅的台阶时，邓大姐和秘书赵炜同志，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先是在西花厅前合影，而后进屋坐下。西花厅里充满节日的气氛，茶几上摆设了鲜果和精美的月饼。我环顾四周，发现在西墙壁上悬挂有一帧大幅周总理的画像。顿时，我感到总理那炯炯的目光仿佛在注视着我们，关怀着孩子们。

关怀着孩子们。邓大姐让我们大家先尝尝月饼。她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这一家人先过团圆节吧！”

这时，“五个孤儿”的孩子们一拥而上，高兴地喊：“奶奶好！奶奶节日好！”井向邓奶奶献上鲜花。邓大姐也兴奋地说：“你们好！你们好！孩子们节日好！”

邓大姐指着茶几上的月饼说：“这是我特意嘱咐给你们做的，都快尝尝。昨天，天气不好，我可担心了，真怕下雨，淋着你们。今天早晨我特意听了天气预报，这才放心。我听你们早就要求来看我，我也很想你们哟！因为我工作忙，直到今天才见到你们。你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怎么样啊？”

老大周同山代表全体向邓奶奶汇报了他们成长的情况，邓大姐十分高兴，感到欣慰，勉励孩子们继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邓大姐说：“这些年来，因工作忙的关系，我对你们关心不够，帮助不多，但你们是有出息，有志气、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好孩子。要知道你们是跨世纪的接班人哪！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对于“五个孤儿”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幸福难忘的中秋节！

恰恰冰心和邓颖超又是情深谊长的好朋友。冰心听到这次会见的情况后，也格外地高兴！

“五个孤儿”和他们的孩子们是幸运而幸福的。他们也都是有志气、有抱负的有志青年。各自在自己的事业上都己做出优秀的成绩和贡献。相信，在今后漫漫岁月里，同山、同庆、同来、同贺和同义会有更大的发展和成就！他们的孩子们也会有更美妙的青春年华。

咱们的五个孩子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段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说的是北京崇文区东唐洗泊街五号，周同山、同庆、同来、同贺、同义五个兄妹，在失去父母之后，如何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的故事。这个报道出来，全北京轰动了。五个孤儿的门槛，几乎被更多的、要在他们身上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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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份心的人们踏破了！紧接着，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又登了一段《孤儿不孤》的报道和一段《编后感》。随着《人民日报》的全国飞速的投递，全国也轰动了。来自全国的邮件：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东唐洗泊街五个孤儿的住处。这些信件和赠品，有从新疆高原来的，有从福建前线来的，有从陕西、甘肃、吉林、江西、广东……来的。寄信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战士，有的是干部……更多的是和孤儿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少年儿童。这些信，每封都充满了鼓励安慰，充满了热情与爱。每一封大人写的信，都有一段自己过去的痛苦的历史，而大人和儿童的许许多多的信里，又同样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自己的党和政府，有着沦肌浃髓的感激和爱戴。这些信件，这些赠品，这些登门造访伸出热情帮助之手的群众，使得这几个孤儿，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涡里一般，惊喜得眼花缭乱。怪不得当我们约他们星期天来玩的时候，他们笑嘻嘻的脸上，显出怪难为情的样子，说：“我们星期天更是走不开的。有许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学习，搞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来信我们要回复呢！” 像《孤儿不孤》这样的事，在解放以后，本来不是太稀奇的。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北京东唐洗泊街的五个孤儿为什么一时成了全国关怀的中心？那是因为这件事在北京和全国性的报纸上登载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难的过去，现在忆苦思甜，在感激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政府的激动心情之下，都想在这几个孤儿身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在想，我们新社会里的许许多多新人新事，就好象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走进园来，目不暇给地看到一大片的纷华绚烂，只在其中有两个人在某一种花卉旁边停留下来，惊奇地赞赏的时候，四周才围上一大群人来仔细地观看评论，又把这种花卉的特点宣传开去，此后它便成了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孤儿不孤》这朵花，也是由两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首先发现的。他们从一篇表扬北京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助人为乐的来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问底，就会牵引出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来。我们这个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宝的矿藏呵！ 我们就从“矿苗”拜访起，见到了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 这位满面春风的中年妇女，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她一面让我们坐下，一面笑说，“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话还得从头说起。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带那五个孩子来做棉衣的时候，我不在站里，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是管裁剪的刘大妈接的活。回来听我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人们都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为了省下几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给孩子做了棉衣里子。我们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云她们，说是有了棉衣还应当有棉鞋才好，她们又给孩子们拿来了几双棉鞋。孩子们来取衣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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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还有剩下的布，都高兴得了不得。这件事做过去也就忘了。不想我们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听到他嫂子回家来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我和我们站里的人们都挺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写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报》去，过不几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就来调查访问了。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头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虽然在春节里要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又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自从我离开这个服务站，手心里一直存留着陈玉珍有力的把握的余热，耳中一直响着她口里的、亲热负责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坚强清朗的声音。这声音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力量。 在我见到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干部田迈琴之先，从我听到的这位同志办事的周到细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它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 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就因患胆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血压病，先后去世了。在顺利快乐的环境中，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地，悲痛而惊惶！那时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最小的弟弟同义才三岁。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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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给办事处打了电话，委托我们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才放心地回厂去。 “我接到电话跑来的时候，孩子们已在街坊的爱抚之中了。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还有其它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说到这里，他的眼角上露出一丝忍不住的笑意，“这些一直在父母照顾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样过日子的。他们领到月费，头两个月是不到月底就用亏了。周同山还拿一笔存款，买了一些不必要的摆设，像书柜、挂图和留声机等等。同院的田大婶气得说了他一顿。我们和街坊上的人们，也不断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教给他们记帐，看看钱都花在哪里，教给他们精打细算。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拂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找工作。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到北京学徒以前，只上过四年半的学，那时日本军队还占领了我的故乡——束鹿，我们只能在坟地里上课，拿土地当石板，连钢笔都没有见过。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作工人，本来是分配他到一个东郊的工厂，我们和这厂的工会主席商谈了一下，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五好劳模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又加入了团学习小组，正在申请加入青年团。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这样。四个兄姐更能专心学习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们，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去。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街坊们照顾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春天该打什么防疫针，吃什么防疫药，天气冷了，该添衣加被，关窗上门，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从来没有忘了他们。街道居民委员会里每一个人，若不替孩子们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大家抢着给孩子们拆洗衣服，没抢着的人就说，‘不让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 “至于说给孩子们做棉衣，逢年过节去照料一下什么的，报纸上都给作了宣传了。这些都是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以后还要加倍努力。”这时他看一看表，说，“我们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们也该放学了，看看他们也好。” 在东唐洗泊街五号，这个十四家住的整洁的大杂院里，我们先拜访了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田淑英。这位同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婶，眉宇间洋溢着纯朴和热情，对我们滔滔不断地说着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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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每天夜里从十二点到三四点，在家门口摆着卖破烂的小摊，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小同贺和小同义，也同时出疹子。周永寿的公司里来了人，放下十块钱，还批评周永寿，说他不该不赶紧给孩子们看病。您说这世界的变化多大！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穷人会有这样好的日子吗？就说周同山的母亲病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想法，说我的病麻烦，看病是有钱人的事，住医院她更不敢想了。最后呢，组织上来了人，把她送进同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块钱。周永寿自己血压高，死以前也在第四医院里住过两个多月。如今这几个孩子，一切都由国家照顾，在工厂、在学校、在幼儿园有师傅老师们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时候还强！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许。’”她提起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的事情以后，又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地想一想，我的话不一定都对，你也去问问老师，问办事处的叔叔们，问问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说到这里，她噗哧一笑，“还有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我也是看见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就又来了，说‘大婶，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说起补衣服，那天有位解放军同志来了，穿的是呢大衣，许是位军官吧，和孩子们在屋里说了半天话。看见同山袖子上破了个口子，就把自己大衣打开，给孩子们看里面自己补过的军服。他劝孩子们：衣服破了要立刻补，要整洁却不要浮华，不要净想穿好的新的。也劝他们预备一个针线包。这些日子，来访问孩子们的人多极了，人人说的那些话，都对他们有教育。一月八日，孩子们的事情上了报，九日中午就来了一位客人，他说他从上午七点就出来了，找到这时才找到孩子们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要给孩子理发，他说，‘我的爱人是个孤儿，从小就给了人，在人家受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跑到护城河边去哭。昨晚上我俩看了报，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们想，照顾孤儿人人有份，我们没有什么可给的，我是个理发师，就给孩子们理个发吧。’他一边给孩子们理发，一边掉眼泪。我们在旁边看着，也直难受！还有一位工人……”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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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满了书。墙上正中间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赠年画的一切人。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间所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 我们在床上椅上坐下，把孩子拉到身边。这几个孩子都有一副引人爱怜的笑脸，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显得十分亲密而自然。这时屋内窗外挤满了一大群的孩子，大姐姐同庆在大家要求之下，唱了一节《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到“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含笑而激动的小脸，觉得她的歌声比我从前所听过的唱这支歌的声音，都更带感情。有谁对这支歌的体会能比她更深呢？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在访问他们以前，我曾想过：自从报纸上报道了他们的事情，登了他们的照片，广播电台请他们做了讲话，以及许多机关、单位、学校请他们参加了春节晚会，请他们看话剧、电影，给他们送来了书籍、糖果、年画……这些“光荣”和“机会”，会不会把他们惯坏了，使他们特殊化了呢？ 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地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称赞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成员，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因为九岁的同庆要照顾她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吃饭。她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在张老师的教育之下，同庆的同班和其它同学们，对同庆也特别关怀。大队委何敬芬，在一次春游里，把父母给她喝汽水买棒冰的钱，给同庆交了春游费。游园的时候，她虽然又渴又热，可是她拉着同庆的手，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班里还有几个男同学，素来是不大好意思常和女同学们打交道的，在这次春节里，他们也联名给同庆写了一封贺年信，偷偷地夹在她的书里。春节时候，有几个男同学到她家想帮着做点事，看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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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插不下手，有个外号“大个子”的同学，发现周同庆的针线包里没有顶针，就悄悄地给她买了个顶针和两根针送去了。小同庆的同学们对她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对她物质上的缺乏，提供了补充，对她的缺点也提了积极的意见，他们之间发展了真正的互助的友谊。 东唐洗泊街小学四年级主任崔承京同志，是敏感而又淘气的小同来的老师，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教到一课语文《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一方面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就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在班上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诉他不要糟蹋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文钱，都是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在孩子的事情登上报以后，他告诉小同来，说：“上报的‘光荣’不是你的，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你应该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十岁的青年李和平同志，是法华寺小学二年级的主任，小同贺的老师。她高中毕业以后，填的志愿是到农村工作，结果被分配做小学教师，她欣然地接受了。她对小同贺特别关心，怕她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在每天放学后把她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也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油。她的眼光总离不开小同贺。喜欢撒娇的小同贺，也是永远围着李老师转。在这个小学校里，有谁不疼爱这个活泼的小姑娘呢。去年的一年级级任老师周秀文，在同贺生病时，给她喂药、做面。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看着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有这么多人的爱护关注，难怪这张小脸上，看不出一丝孤儿的悲哀！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迷人的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把正在休息着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我们笑，这一对盛满了人们慈爱的小酒窝，从那天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幼儿园里的老师们认为，对小同义的爱护，也就是对其他四个孩子的爱护。她们把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她们和许多幼儿园里同学的家长们，轮流地挑起了这个快乐的负担，这是一个不重也不轻的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负担啊！ 孤儿们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里最使人感动的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从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党对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们祖国和全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这些少年儿童们，从不同的角度里说出同情和勉励的话语，同时也说出了他们心里的共同的誓愿。 北京二十三中初中三班李淑玲小朋友，她的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工作，一家八口，也受到党和政府的种种照顾和关怀，她的感受是最深最切的，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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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旧社会，我们早饿死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不容易得来的。让我们共同高声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一同做红色的接班人。 北京女十五中初二，四中队第二小队全体队员来信中说：

……如果有谁敢说新社会不好，那么我们就把你们“孤儿不孤”的事实告诉他，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就不敢不低头！ 北京四中初二第一小组全体同学，寄给他们一包东西细小而意义重大的礼物，信上写着说：

我们寄给你们一颗针和一条红线，它们象征着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一条光明的大道——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颗阶级友爱的针，这条鲜红的线把我们串连起来，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党走，永远保持自己历史的赤心，学毛主席的好战士、伟大的普通一兵——雷锋，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要知道咱们的五个孩子，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是怎样感谢地接受，而又怎样地像一面明朗晶莹的镜子，把这温暖的阳光反射出来，映照在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不能光看他们给人们写的感谢信，我们要看他们怎样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关怀。小同庆的张老师告诉过我，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买纸包了新书的书皮。班里有一个比较清苦的同学唐金增，没有包书纸。同庆知道了，就悄悄地给他几张纸，还替他包上。同庆说：他虽然不是孤儿，但是他父亲没有劳动力，家里有八口人，生活很苦，我应该帮助他。她还鼓励唐金增申请加入少年先锋队。最近她还送给他四支铅笔，附了一封信，上面写：“希望你能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六一节，加入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去年十一月，周同山在一个商店里，拾到一个钱包，他看到钱包里有失主的姓名住址，就赶紧送回去给她，回来后，这个小青年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下这一段，他说：

……我跑到那里找到了失主，她表示非常感谢我。她问我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回家来。因为，在我们首都北京，在我们全中国，这种助人为乐的人太多了。 孩子们把话都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欣祝咱们的五个孩子，和我们全体的接班人在一起，健康快乐地成长！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４年６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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