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鹏之徙于南冥教学目标设计

《鹏之徙于南冥》是《庄子》的第一篇，是庄子的代表作之一,是全篇的主体，相对完整地反映了“逍遥”这一庄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那么，什么叫做“逍遥”呢？在课文结尾处，庄子作了明确的阐述，那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从而达到“无已”、“无功”、“无名”的最高境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无所待”，什么也不用依靠，没有任何局限，摆脱一切束缚，达到绝对自由。若以此标准来反观世间万物，则世间万物，实在没有一项能够称得上“逍遥”的。

大鹏就是这样。鹏鸟确实够神奇的了，其背“不知其几千里”，“其翼若垂天之云”，先振翅飞上九万里高空，再飞迁到遥远的南冥。起飞之时，翅膀拍击水面，激起几千里波浪；飞上天后，便完全没了阻碍，几乎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可是鹏却仍称不上“逍遥”，因为无论其起飞的场面怎样惊心动魄，其起飞的前提却是必须有大风，而且是“六月海运”产生的大风。换言之，它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制约，也就是所谓“有所待”。

正是这种明显的“有所待”，使得大鹏竟然受到了蜩与学鸠这类小东西的嘲笑。本来，巨大的鹏鸟与蜩、学鸠之类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然而蜩与学鸠竟然“笑”了，原因何在？秘密就在这“决起而飞”的“决起”二字上。在它们看来，自己不想飞得很高，不必飞得很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自在翱翔，同样是悠然自得的。至少，自己可以一下子快速地飞起来，而不必凭借什么，不必煞费苦心地等待什么。这当然是一种极度无知的错觉。因为既然野马、尘埃之类更为轻微的东西要漂浮起来尚且必须依靠“生物之以息相吹”，那么蜩与学鸠要飞起来，当然也必须“有所待”了。它们“待”什么？当然也是“生物之息”，或者说是风，只是需要的极其微小，不易觉察罢了。所以庄子以行路备粮作比喻，阐明即使是“枪榆枋而止”也还是有所依赖的，不自由的，蜩鸠之类，不仅称不上逍遥，反而还因其浅薄无知而进入了一个更为低俗的层次。

庄子的目的，当然不在于评判鸟类孰高孰低，而在于反复强调世间万物皆有所待。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善于使用各式各样的寓言故事来作为运笔行文之法，其寓言成为承载其内在思想的一个载体。庄子很少直接揭示这些寓言故事所包含的意蕴，而将其真实意图交给别人去意会，这就必然会因其丰富的暗示性与指意的多向性而让人们在把握中产生不同维度的理解。这里如果抓不住“笑”的本质，就必然会误解前面的鲲鹏的故事与后面蜩鸠的故事的内在联系，从而影响对文意的把握。另外，庄子设置寓言故事的手法也总是很奇特，不仅像鲲、鹏、蜩、鸠、斥安鸟及一些虚构的人物可以成为一个个寓言故事的主角，就连一些历史上本有其名的人物也会担当起传其道的媒介。像后文涉及的宋荣子、列子等人，虽然都是史有记载的真实人物，但在庄子笔下，其实也只是寓言的主角。在这两个寓言故事中，列子“御风而行”，其“有所待”的一面其实还好理解一些，不好理解的倒是宋荣子的“有所待”。因为能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是很不容易的，常人绝对难

以企及。可是，庄子却认为他“犹有未树”，那么，宋荣子的“犹有未树”之处究竟存在于哪里呢？

答案就在宋荣子“犹然笑之”的这一“笑”上。宋荣子笑谁？他“笑”那些“知效一官，行此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的一类人。这些人也确实够可笑的了，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而自鸣得意，自命不凡，却不知自己的优势仅仅只存在于“某一方面”，因而他们也就像斥安鸟一样，其实只能归入“小”类。已经淡漠了功名，看清了内外荣辱的界限的宋荣子嗤笑他们，确实有很雄健的理由。但这一“笑”，却又“笑”出了宋荣子自身的局限。因这一“笑”，是建立在“己”与“人”的比较之上的，在宋荣子心目中，仍存在着一个“己”字。他认清了“我”与“物”的分际，却没有达到物我俱忘的境界；他辩明了荣辱的界限，却并没达到荣辱皆无的极致，其修为不够的一面显露无遗。如果从层次上看，宋荣子当与大鹏同属一个层次，比蜩、学鸠、斥安鸟及四种人这一最低层次要高明的多，但仍远远未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作为一种最高境界，“逍遥游”很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常人固然难以企及，庄子本人，恐怕也未必能够达到，所以才需要不懈地树立。————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由此可见，蜩鸠之“笑”鹏鸟与宋荣子之“笑”四种人原本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种无知之“笑”，后者则是一种理智之“笑”。但两种“笑”的结果却又是相同的，都体现出了“有所待”这一本质。把握住了这两“笑”，对于理解课文所讲述的寓言和比喻的内涵，特别是把握这些寓言和比喻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理解全篇的主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