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课 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法国时间2015年10月9日，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

1 事件背景 会战失利

日军大屠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

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江阴保卫战对阻击日军海军逆江而上进犯内地有重要意义，但南部无锡的快速陷落使锡澄国防线基本没有发挥作用，使北路日军主力一路顺利到达南京。中国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9日，上海全部失陷。国民政府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同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

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中国海军主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中日江阴海战中被全数击沉，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唯一一道拱卫京畿的水上屏障失守。

防守战略

从1937年8月到11月，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中国军队的撤退变成了无比混乱的溃逃。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纳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1937年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

进攻南京

1937年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

南京陷落

1937年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

战略轰炸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站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1937年9月10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

9月19日这天正是著名的“9·19空战”日，敌机被我空军第四大队击落4架，击伤1架。

2事件经过 屠杀行为

进城兵力约50000，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屠杀竞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强奸行为

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对南京妇女暴行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掠夺行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3 参战部队 南京大屠杀示意图中支那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4 遇难人数 人数计算

算法一：1946年1月19日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

算法二：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算法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 日方辩解 “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战争伤亡。”这是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辩解之词。 历史记录

1946年2月17日的上海《大公报》第二版，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

惨死同胞约三十万》，

（1）山本部

南京大屠杀珍贵视频资料

队集体屠杀二百人；

（2）大野部队任意屠杀三人。

（3）中岛部队集体屠杀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三十三人，任意屠杀三百六十六人，暗杀一百八十九人，伤害二十人，强奸五人，拒奸致死八人，抢劫勒索三二人，烧死一百七十八人，强制服役三人。

（4）长谷川部队集体屠杀一千六百人，任意杀害二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

（5）支那派遣军任意杀害三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

（6）西部部队杀害四人，伤害二人，勒索一人，烧死三人。

（7）畑中部队集体屠杀五百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

（8）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

（9）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一人，

（10）金条部队任意屠杀二人，烧死一人。

（11）日空军炸死六人。

（12）日海军任意屠杀十人，暗杀二人，烧死一人，轰炸死五人。

（13）横口部队任意屠杀一人。

（14）登一六二九部队毙死二人，强制服役一人。

（15）箕浦部队集体屠杀三十八人，伤害一人。

（16）山田部队任意屠杀二人。

（17）后藤部队酷刑二人，火毁一人。

（18）一六二五部队任意屠杀一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

（19）多摩部队有以俘虏作实验材料罪证。

（20）大熊部队任意杀害三人。

（21）冢部部队烧死一人。

（22）石岗（缺）。[合计]集体屠杀29万4921人，任意屠杀403人，暗杀203人，酷刑42人。虏役41人，强奸14人，轮奸5人，强奸致死8人，强盗30人，勒索5人，烧死196人，轰炸死14人，强征服役8人，共29万5890人。敌商敌儒之各种罪行尚不在内。调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再鼓励人民赶快举发。

日方辩解

“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战争伤亡。”这是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辩解之词。

5 证据确凿 档案记录

2014年1月，辽宁省档案馆公开了载有日军南京大屠杀清尸记录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京特务班的三份极密报告书。记录清晰显示，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直到1938年3月，每天仍有五六辆卡车、两三百名民工去清理尸体。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铁档案中，有当年日军侵华机关——南京特务班亲笔写下的参加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是南京特务班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3月的三份报告书，当时被列为极密文件。

形成于1938年2月底的特务班第二次报告称：“尸体埋葬队（队员约有600名），一月上旬以来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死尸，截至二月末已埋葬的尸体约达5000具，成绩昭著。”

形成于1938年3月底的第三次报告说：“自进行尸体收容工作以来，已工作了三个月。至3月15日止，已把城内1793具、城外29998具，共计31791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和上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3月份收尸队“每天需要卡车5－6辆，民工200－300名”。[1]

收尸记录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有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杀的华东人口。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达一百万人。

他国证物

《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路长40米、宽1.6米。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受害人证

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日方佐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

屠城铁证

日军旗帜记录南京屠城史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再次获赠200多件（套）文物史料及书画作品。其中，侵华日军十六师团一面载有侵占南京并进行屠杀的国旗、建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慰安所照片、目击南京大屠杀的老兵遗信、带血军刀等文物史料，为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再添新的铁证。纪念馆在全世界已征集各类藏品15万余件，其中文物达2.5万余件，已有3300多件文物展出。

日军军旗

哈尔滨市民张广胜昨天捐赠了5件珍贵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南京入城日本旗。旗上详细记录了他从日本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从天津塘沽港登陆作战开始，由上海进攻南京，然后参加台儿庄会战，经过几千公里，历时二年的侵略经历。旗子最正中的显著位置，用毛笔楷书写的“南京入城”四个大字，旁边注“南京城内扫荡战参加”字样，标注确切的时间为“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1937年12月14日。

旗子上密密麻麻但清晰可辨的文字不光记载了日军在侵占南京并入城的时间，还包括日军占领各城市及入城时间，常州、丹阳、镇江、句容等地的占领时间都在上面，与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十六师团的侵华路线一致。

慰安所照片

日本友好僧人一户彰晃捐赠的一批文物，主要涉及侵华日军在慰安妇这一领域的罪行，包括两盒军用安全套的高仿品，以及两张慰安所的照片：一张拍摄于北京，一张拍摄于南京。拍摄于南京的这张标注为“兵站御指定将校慰安所”。

曾向纪念馆多次捐赠文物史料的日本友人大东仁带来6件文物史料：1937年12月12日版《东京朝日新闻》关于南京沦陷的报道；反映南京沦陷时日本靖国神社和日军在南京情况的《祝贺攻陷南京的靖国神社明信片》、《攻陷南京的明信片》；记载1940年居住在南京的日本石川县出生者名录《南京石川县人会名簿》；介绍日军侵略南京的电影《南京》宣传单等。朱成山说，这部电影《南京》反映了1937年日军入城及日军攻占南京后城内的情况，由日本于1937年拍摄、1938年编辑，是日本对国民进行虚假、欺骗宣传的电影，此次捐赠的《南京》电影宣传单，在纪念馆史料收藏上还是第一次。

6 历史报道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岩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德丁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报纸报导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中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画刊周报》（1943年10月1日出版）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5年4月、1988年6月，德丁先生曾两次访问南京，并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7 责任认定

屠杀责任

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

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

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于1937年12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1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1984年8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

中岛师团长在其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1984年12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4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14000余名。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1936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879年——1945年）。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

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真正元凶

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后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被裕仁认为危急时刻态度不当，将他从皇室成员名单中剔除，好战的朝香宫从此失宠。

1937年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此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而不能主持军务。次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5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在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

而且，后来的档案证实，朝香宫下令屠杀战俘，“有444宗谋杀、集体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被证明与朝香宫有关。

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中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

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日本右翼为其开脱时所说的那样是“被动”，他是日本三军的最高统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出席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发布一系列命令，这已被无数铁一般的史料所证明。他于1937年8月15日，亲自在皇宫召见松井石根，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在松井石根率部西进南京时，“裕仁在皇宫里建立了他的帝国最高指挥部来监视所有重要战场。这个指挥部，政治家们，甚至首相也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283页)为了更加紧控制军队的动作，裕仁又速派朝香宫接替松井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裕仁对南京大屠杀非常了解，1938年1月，裕仁的表弟、驻德国代表贺阳宫邦宪访问南京，归来向裕仁报告南京惨状，裕仁无动于衷。他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自向他报告南京日军暴行，他亦并未予以干预和制止。

三笠宫崇仁亲王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他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曾痛心疾首，并向裕仁谈到南京的情况，还让他看了中国拍摄的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电影片。1944年，三笠宫曾撰写谴责日军在华暴行的讲话稿，但日本军方禁止公布他的这一讲话稿，并将其没收销毁。1994年6月6日《读卖新闻》采访已成为历史学者的三笠宫，谈到上述情节，但可惜没有谈及当时裕仁的态度。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1938年2月12日，朝香宫回国复命,裕仁就在皇宫接见并对他的屠城“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褒奖且因“战绩”恢复朝香宫的皇室身份。

他的军衔也因屠杀“有功”而被晋升为大将。在此之前，裕仁闻听朝香宫率军攻陷南京，曾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是他叔父的闲院宫亲王谈到，对朝香宫在南京的行动异常满意。闲院宫据此向朝香宫发出贺电：“战绩卓著，史无前例”。此后，朝香宫与裕仁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会晤，也一同打高尔夫球。2月26日，裕仁同时接见了南京屠城的两个元凶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也各赠一对皇家菊花纹徽银瓶以示褒奖（其实，松井于1937年12月17日到19日只在南京住了三天，而大部分时间直接在南京指挥屠杀的则是朝香宫）。

朝香宫及裕仁等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庇护。

日本投降后，为逃避审判，裕仁首先将原来委以重要军职的皇室成员调离军职，并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最终获得美国政府“不得审判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承诺。南京大屠杀的首犯朝香宫最终得以逃脱极刑，逍遥法外，终日以高尔夫球自娱，以94岁高龄于1981年4月12日死去。

麦克阿瑟在刚刚占领日本之时，确实想履行他的诺言：“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死不瞑目！”以洗刷他在菲律宾被日本战败的耻辱。严惩日本的战争罪行，审判日本天皇，一度是驻日美军管制当局的首要任务。而且麦克阿瑟一度还想利用日本皇室之间的矛盾，换掉裕仁。

背后推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关东军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现了战争指导方面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所谓“不扩大派”，只不过是从“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备将来向苏联开战，因而希望把对中国的侵略暂时限定在一定区域；而“扩大派”则是从“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以速战速决占领全部中国，继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

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8 档案卷宗 南京大屠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而且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

据该馆副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郭必强介绍，他们在整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卷宗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1938年4月致蒋介石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称：“国际宣传处”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将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广为递送。此中有甚多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等等。

郭必强说，之后又发现了一份《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虽然与《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两相对照，内容竟相谋合。通过这个案卷，了解到，“国际宣传处”因为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开展工作，这次秘密赴日宣传工作的就是4位外国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于当时仍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同时这又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别。另外一位外国人，我们在费奇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费奇(A.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南京沦陷前后，在基督教南京青年会工作，受命担任南京安全区总干事。他在1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将约翰·马吉摄制的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达公司冲冼，赶制了四套拷贝，然后在上海美国社区的教堂中放映。“调查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卷，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几个星期后，她报告说她已经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从时间上看，莱斯特小姐的义举与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应为同一行动。屠杀中国人

9 纪念活动 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暴行。此外，还在其他屠杀现场如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汉中门等遗址及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中华门外等处，建立了15块纪念碑。

1985年12月13日上午10点，警报声响彻南京城上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省市的各界代表，驻宁部队代表，以及专程来宁的外国友好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行“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暨纪念馆扩建工程竣工仪式”。

10 纪念节日 2014年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这两个决定草案向会议作了说明。

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说明强调，制定本决定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决定草案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