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教学设计与反思

第8课《伟大的历史转折》教学设计

山西省榆次十中

王桂林

一、教材分析

中国现代史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本课介绍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现代史上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正确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二、教学对象分析

通过学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关史实，有利于学***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全国的展开等相关内容；但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学生在理解时会有一定困难，应讲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

有些学生曾访问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形成了一些零星的知识和观点，应指导学生把本课所涉及的知识点与第七课的内容结合起来，培养其辩证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三、教学目标

◆

课标要求

认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的伟大转折。说出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重要法律，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进展。

（一）知识与能力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内容及历史意义。

3．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全国的展开。

4．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

（二）过程与方法

1．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前面所学习的有关“文革”的历史史实，说明为什么“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引导学生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培养学生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2．通过学习深刻领悟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性是什么？培养学生完整、准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实践上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同时，在国家的统一大业、统战、外交、教育、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伟大的民族得以复兴。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及解决方法

（一）重点和难点

1．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

2．难点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内在联系。

（二）解决方法

1．教学重点

需要掌握两个问题，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及伟大历史意义。

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去理解其决策。结合第7课所学习的内容，讲清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打开新局面，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进而为导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通过观看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视频让学生了解了解到全会的重大决策有以下几点：第一，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做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三，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从决策中去体会和分析伟大的历史意义。指出它是在总结建国二十八年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国拨乱反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在共和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结束了过去，开拓出未来，成为共和国现代化起飞的划时代的起点。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

在这次全会的前后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最后引入问题：“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哪三次历史性的巨变？”（遵义会议，建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让学生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增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的认识。

2．教学难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通过故事的方式，导入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指出从此开始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

最后指出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五、教学过程

本课是第三单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第1课时“伟大的历史转折”。在学习中，同学们要围绕“转折”，准确地把握教材“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下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本课知识主要是“文革”以后的内容，时间范围从1976年到1986年。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是拨乱反正的时期，是改革开放的时期，是国家在经历了“文革”后逐渐走上正轨的时期。

（一）导入新课

提问：文革十年是中共历史上“左”倾错误时间最长、危害最严重的十年。哪位同学能总结一下文革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

（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

文革的危害如此巨大，这种局面不允许继续下去，它是如何结束的呢？共同进入今天的新课“伟大的历史转折”。

（二）讲授新课

1．十一届三中全会

（1）徘徊时期

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遭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惨遭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经济上国民经济损失近5000亿元；教育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思想上极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严重泛滥。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人们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指导思想，“左”倾错误仍在继续。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实质：“左”倾错误的继续。

②如何改变这样的状况呢？引入一段故事：1978年，有人写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文章提出不是***的话都是真理，那要靠实践来检验。一切真理来源于实践。由于观点尖锐，不敢发表。但是因为良知和责任，他毅然把文章发到《光明日报》，编辑连夜把文稿送交中宣部部长胡乔木的手中，胡乔木看完后说：“把这个作者叫到北京！我要亲自和他谈！”当作者来到北京，胡乔木握住他的手，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我们这时候太需要这样一篇文章了！”然后商量组织一个编委会，一字字修改，最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头版头条发表，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请思考：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批评什么思想？

这篇文章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首先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让人们“耳目一新”。

这次讨论的影响重大，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作了思想准备。

过渡：通过这场讨论，使全国人民从思想上认识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中共终于在1978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纠正“左”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制定了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2）转折时期

那么，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看下面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先观看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视频材料，之后让学生总结。

①时间：1978年底。

这次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大政方针上有什么重大决策呢？

②内容。

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那么，你是如何理解这些内容的呢？

第一，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为什么说“重新确立”呢？因为我们党从遵义会议经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已经逐渐形成和确立了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是我们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开创

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打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才赢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光辉成就。但是从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逐渐偏离了这一思想路线，甚至一切从本本出发，个人崇拜盛行，产生了“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错误。全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做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和完全正确的。全会还认真讨论和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指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这就找到了实现战略决策转变的突破口。

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3）教师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国拨乱反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在共和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结束了过去，开拓出未来，成为共和国现代化起飞的划时代的起点。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的前后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讨论：有人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请同学们下去完成一个小论文，题目：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的相同之处？

（提示：教师在学生回答后归纳：第一，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点，它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转折点，它全面纠正了自1957年以来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第二，遵义会议上开始形成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过渡：“文化大革命”中，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造成了社会秩序、党内民主生活的极大混乱。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更加认识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

2．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

（1）平反冤假错案

300万干部，47万党员，还有千万受株连者，这是一次对广大受迫害群体的大解放，是深得民心的重大举措。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撤

销“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为刘少奇恢复名誉，使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展示图片。）

（2）民主与法制的加强

①1982年颁布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时期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

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个问题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一些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渐加强，依法办事，有法必依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的共识，中国逐渐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

③意义：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办事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逐渐向依法治国的道路迈进。

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哪三次历史性的巨变？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

史。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总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面临着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邓小平深入思考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的国情及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分析，纠正了过去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失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前提和起点。平反冤假错案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人们可以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我国民族复兴大业从此驶向了“快车道”。

（三）巩固练习

见本课随堂练习。

六、参考资料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1978年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拨乱反正的工作出现了徘徊。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首次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继续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从而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勇敢起来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并华国锋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显然，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思想，是针对着“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方针而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在这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全国各大报刊陆续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文章还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因而在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华国锋等少数人反对文章的观点，横加指责和压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部分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汪东兴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弄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场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展开了。邓小平等多数领导人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地阐述了***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还指出，那种只许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不许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思想的奇谈怪论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据此，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查定稿。文章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种种责难，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颠倒；论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检验真理，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文章还指出尊重

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的发展，获得新的真理。这篇文章的发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有力的推动，终于使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党、全军、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在12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历时近一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

引自：

http://www.pep.com.cn/czls/jszx/8x/jsys/200907/t20090702_573332.htm 2．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出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逐步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做的错误结论，提出要坚决地平反冤假错案。全会增选了政治局委员、常委，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引自：

http://www.pep.com.cn/czls/jszx/8x/jsys/200907/t20090702_573332.htm 七、视野拓展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在回顾总结新时期29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时，开宗明义地作出这样一个蕴涵广阔历史背景和深刻思想内容的精辟概括的。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理解这一点。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讲话中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论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以这次全会为开端的。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和开始起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中国人民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摆脱了许多思想上的枷锁和禁锢，振奋起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实干兴邦精神，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社会主义中国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引领下，我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崭新面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以此为起点，坚定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了历史经验，通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开创了党的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使党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邓小平的两大历史性贡献──科学评价***，成功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后成为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了解，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树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建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3．邓小平与1982年宪法的制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79）》一书中，对邓小平同志在修改1978年宪法、制定1982年宪法中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意见的记载，至少有14处之多。例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全面修改宪法的建议，并对修宪中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意见。次日，他在审阅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时批示：“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党内外人士的比例三七开或四六均可以。”1981年3月18日，他在谈到宪法修改问题时说，还是要恢复设立***的职位。中国是个大国，设***，对国家有利。12月19日，彭真同志向小平、耀邦同志并中央报送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同志审阅了这个报告。12月26日，他在住地同胡乔木谈修改宪法问题。在谈话中就设立***、正确处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系、国务院各部设立和部长任免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年限等问题发表意见。其中强调：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思想，条文里不提。12月29日，彭真同志对19日的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邓小平同志再次审阅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拟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

1982年2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住地同彭真、胡乔木、邓力群同志谈这个草案。他指出：从1954年到现在，原来的宪法已有近30年了，新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同意把“权利与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的意见。政社分开问题要说，现在宪法草案没说，只说人民公社是经济组织。保护国家名誉、保守国家机密，要单独设一条。要抓紧修改，几天内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开人大常委会。3月公布，讨论半年，再修改。

1982年2月20日、23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20日，他在会上主张设立***，并就有人提出要设立只能由邓小平担任，这样会增加他的工作量、对健康不利的意见，表示：除了我，别人也可以担任。23日，再次就设立***职位问题发表意见，说：如果国家需要就设立，不能从对某一个人的考虑来确立我们国家的体制。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经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后，秘书处又经过修改，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修改稿）。4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住地同彭真、胡乔木同志谈宪法修改草案（修改稿）。当月，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和审议了这个修改稿。至此，新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和框架已经确定下来。后来又有人提出检察、司法机构的设置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11月14日，邓小平同志审阅彭真同志送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作出批示：“赞成，无意见。”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听取彭真同志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年谱》的记载虽然比较简单，但从中可以看出，这次修宪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关注下进行的。

王汉斌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所发表的《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的文章，则较为翔实地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在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中的作用。文章从12个方面叙述了邓小平同志对修宪的重要指导性意见。这12个方面是：小平同志提出全面修宪；全面修订宪法要以五四年宪法为基础；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不搞两院制；还是要设***；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保留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行政监察机关；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好；为“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王汉斌同志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亲历了起草1982年宪法的全过程，耳闻目睹的史实资料比《年谱》的记载更为丰富。

此外，近年来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也记叙了邓小平同志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的一些重要意见。

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同志在制定1982年宪法中的作用，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他为起草1982年宪法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需要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对基本路

线的表述没有像后来那样完整和集中，但它的基本内容都有了。这首先体现在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中。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新时期的宣言；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深刻阐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中央正在考虑进行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第一项就是修改宪法。“要使宪法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也将在宪法中表现出来。”这些重要讲话实际上为起草1982年宪法确定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起草新宪法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又有针对性地及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如，1981年7月，他和彭真同志谈话，提出了4点意见：第一，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第二，写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写民主集中制；第四，写民族区域自治。1982年4月，他同胡乔木、邓力群同志谈话，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就国体说，要解决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专政不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说，要解决民主和集中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不行。国家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都要高度民主、高度集中。这些方面都有一个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些意见，为修改宪法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就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第二，修改宪法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正确解决的。修宪中，首先遇到了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为何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从修宪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一定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怎样写入宪法？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写入条文；一个是写入序言。如前所述，邓小平在同胡乔木同志谈话中强调：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思想，条文里不提。彭真同志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从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比较顺当。他为此亲自执笔起草了宪法序言。另一个是，这次修宪是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还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通常情况下，应以前一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为基础。但是1978年宪法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不少“文革”遗留的内容，难以作为修改的基础。而且这部宪法比较粗，只有60条，许多宪法应该作出规定的没有作出规定。相比之下，1954年宪法是比较完善的。彭真同志考虑还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他请示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意见。

这次修宪，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些问题争议很大。如，要不要搞两院制，当时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还是搞一院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样国家机构的运作就比较顺当。又如，要不要设***，也是争论较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力主恢复设立***职位，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同时，他又提出***的职权要规定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事，不做具体决定，不要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再如，要不要设行政监察机关，是否保留检察机关，也有不同的意见，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研究下得到了妥善解决。邓小平同志还对健全国家体制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如他提出，宪法要专门规定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亲自起草了这一节的条文。又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家认为这个意见非常重要，应该在宪法中反映出来。结果，宪法对国家领导人员的任期作出了规定，这就取消了多年来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再如，

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设立乡政权等，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坚持的。新宪法在健全国家体制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这与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

第三，邓小平同志把制定新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自始至终抓得很紧。从《年谱》和王汉斌等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对修宪工作抓得很紧，有强烈的紧迫感。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就在秘书长胡乔木的主持下，抓紧征求各地、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研究起草新宪法，做了许多工作。邓小平同志认为，宪法修改必须抓紧，不能推迟。邓小平同志让彭真同志主持修改宪法的工作。7月16日，彭真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等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完成的时间，是否按时拿出？邓小平回信说，还是要这样。宪法修改起草班子抓紧了工作，但由于宪法修改工作关系重大，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为了尽可能把宪法修改得完善些，需要把修改宪法完成的期限适当推迟。于是，经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在此后的一年中，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要抓紧修改。并就起草新宪法，多次同有关同志谈话，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报告和宪法修改草稿，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保证了修宪工作顺利进行，按时完成任务。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对制定新宪法抓得这样紧呢？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亟需制定一部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宪法，治国安邦，保证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王汉斌同志文章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我们看到，小平同志从1980年起用很大精力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另一件是起草新宪法，把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用宪法规定下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两项重大工程都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他首先抓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为宪法修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随后，他又花很大精力抓新宪法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同志殚精竭虑、高瞻远瞩地抓紧解决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进入历史转折的新时期的实践中，他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气魄，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并用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轨道。邓小平同志对1982年宪法的制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4日是宪法日，在纪念这部宪法施行23周年之际，缅怀他在这方面的功绩，重温他的重要指示，仍然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益。

4．恢复高考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大力支持下，中国恢复停滞了10年的高考。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发生了变化。屈指算来，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子，现在大多数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岁月沧桑，他们依然难忘30年前，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伟人──邓小平。

时至今日30年了，高考对于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高考已成为一件决定着千万学子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家庭心思的大事。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6日，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8月8日，许多代表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改变一代人命运

200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屈指算来，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子，现在大多数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岁月沧桑，他们依然难忘30年前，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伟人──邓小平。

复出前就筹划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是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文革”开始后不久，高考制度即被取消，高校也停止招生工作。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

此时的邓小平，心情急切。虽然尚未复出，但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开始筹划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下令“追回”上报中央的报告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自告奋勇地提出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8月6日，清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反映说，清华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8月8日，邓小平继续听取与会代表发言。会上，武汉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其他科学家也踊跃发言，一致建议国务院恢复高考制度。

当时，教育部刚开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招生办法，方案正在上报中央，各地也正按照会议精神，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

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听后，当即下令要求教育部把上报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并一锤定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话音未落，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调用印《毛选》的纸张印试卷

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许多人还被“左”的思想所束缚，会议争论十分激烈，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也陷入徘徊状态。

邓小平坐不住了。9月6日，他写信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

邓小平的“9·19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历时38天的1977年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接下来，《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9月30日，邓小平在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21日，教育部决定从1977年起，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