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苏东坡传

翻开《苏东坡传》那天，我正抱着月考卷子坐在阳台的台阶上。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红叉像只张牙舞爪的小怪兽，我越看越委屈，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卷子上。风裹着桂香吹过来，书页“哗啦”翻到某一页，一行墨色的字突然跳进眼里：“一蓑烟雨任平生。”
那是苏东坡在黄州写的《定风波》。书里说，他写这首词时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逃出来——因为写了几句关心百姓的诗，被人诬告“谋反”，关在牢里一百多天，差点掉脑袋。可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连正式官职都不算）的他，居然能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样的句子——穿着草鞋、拄着竹杖，居然比骑马还轻快，连风雨都不放在眼里？
我忍不住往下翻。原来这个写“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大诗人，从来不是天生站在云端的。他小时候跟着父亲苏洵抄《汉书》，抄了三遍才肯罢休；考进士时，欧阳修误以为他的文章是自己学生写的，怕落人口实，故意把他从第一改成第二；当杭州通判时，看到西湖淤堵成了“臭水塘”，他带着百姓挖淤泥、堆长堤，种上柳树和桃花，才有了今天“苏堤春晓”的胜景。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会因为替百姓说话被一次次贬到更偏远的地方——黄州、惠州、儋州，越贬越往南，越贬越荒凉。
但苏东坡的厉害，从来不是“没摔过跤”，而是“摔得再疼，也能笑着爬起来”。被贬黄州时，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在城东的坡地上盖了间草房，自号“东坡居士”。买不起好肉，就买别人不要的猪肘子，用稻草绑着慢火炖，居然炖出了肥而不腻的“东坡肉”；没书看，就跟朋友借，在油灯下抄《陶渊明集》，还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连喝酒都能写成诗。被贬惠州时，岭南的天气又热又潮，蚊虫能把人咬得睡不着，他却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吃颗荔枝都能吃出“人间值得”的幸福感。最惨的是贬到儋州（今海南），那时候的海南还是“蛮荒之地”，连米都要从大陆运过来，他却教当地人挖井、读书，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把自己当成了土生土长的海南人。
我突然想起上周的“煮面事件”。那天我帮妈妈煮番茄鸡蛋面，水放多了，面煮得稀稀的，像碗“面汤”。我站在厨房门口差点哭出来，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可苏东坡连在荒地里种菜都能种出乐趣——他写“东坡春事动，野老启柴门”，把翻土、播种当成春天的游戏。那天我盯着锅里的稀汤面，突然想起他的“东坡羹”（用蔬菜和米煮的粥），赶紧切点葱花撒进去，又加了一勺生抽。没想到爸爸凑过来闻了闻，说：“今天的面怎么这么香？”原来苦日子里的甜，是自己熬出来的。
苏东坡还有件事让我特别触动——他和王安石的“和解”。王安石当宰相时，苏东坡因为反对“新法”被赶出京城，两人算“死对头”。可后来王安石退休回南京，苏东坡路过南京，特意上门拜访。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喝茶，聊文学、聊书法，像多年的老朋友。苏东坡说：“介甫（王安石的字）的文章，能顶得上李白和杜甫。”王安石笑着回应：“子瞻（苏东坡的字）的词，才是真的‘大江东去’啊。”原来真正的君子，从不是记仇的，他们像天空一样，能容得下不同的云。
前几天在公园，我看到志愿者阿姨给流浪猫喂饭——她们蹲在地上，把猫粮分成一小碗一小碗，猫凑过来，就轻轻摸猫的头。我突然想起苏东坡在惠州的事：他看到当地百姓没有医生，就把自己的药方写在墙上，教大家用艾草治肚子疼；看到农民种的稻子产量低，就从四川带了新稻种过来，说“今年试种新稻，秋天肯定能吃饱饭”。原来“伟大”从不是站在舞台上发光，是蹲下来给别人递一盏灯。
合上书时，夕阳把最后一缕光洒在书脊上。我摸着“苏东坡传”这几个字，突然觉得心里像揣了块温温的玉。苏东坡不是神仙，他会在牢里写“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悲伤，会在贬谪路上感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可他更会在雨里笑着说“谁怕”，在菜地里唱着歌翻土，在苦日子里找糖吃。他的人生像一本翻不完的书，每一页都写着：“就算天要下雨，我们也能撑着伞，慢慢走。”
那天晚上，我把“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在笔记本第一页。今天数学考试最后一道题没做出来，我没有哭——我想起苏东坡在黄州的东坡田，想起他煮的东坡肉，想起他说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啊，风雨从来不是用来“怕”的，是用来“走过”的。等我长大，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想起那个穿着草鞋、拄着竹杖的老人，在雨里笑着往前走——他的背后，是黄州的桃花、惠州的荔枝、儋州的书声，还有一片永远放晴的天空。
风又吹过来，这次我没有躲，反而伸出手接住一片桂花瓣。就像苏东坡接住了黄州的雨、惠州的荔枝、儋州的风——那些曾经以为是“苦难”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生命里最甜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