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课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名师课堂实录

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后周恭帝柴宗训显得七年（公元960年），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黄桥兵变，黄袍披身，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宋太祖针对唐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采取集中军权，行政权，财权和司法权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铲除了藩镇割据的基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也逐渐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的不断扩充，形成“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局面，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庆历新政夭折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要求变革的呼声又起。嘉佑三年(1058年)十月，为了挽救危机，振兴国家，巩固封建统治，王安石把他从政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多年的理论思考所形成的变法思想，加以总结归纳和整理，撰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仁宗皇帝为国家的振兴，实行“变法”。两年后又写了《上时政书》，重申前议。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到，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改革方案，显然是代表了地主阶级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是为了挽救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危机，特别是为了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提出来的。王安石的建议，当时虽未为仁宗赵祯所采纳，却在地主阶级内部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赞赏。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刚即位的神宗皇帝赵顼，立即起用王安石“命知江南府”；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又擢升参知政事，受命议行新法。从此在神宗赵顼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了规模广阔，影响深远的“变法”革新运动。

王安石在受命变法之际，可以说形势是很好的。特别是王安石在当时掌握了三大优势：其一，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和改革方案，得到了地主阶级普遍的同情和赞赏；其二，王安石深受神宗器重，并得到他对“变法”的坚决支持；其三，王安石有一套指导“变法”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案。这是历史上改革家少见的。更难得的是他的理论和方案，恰恰能够和当时地主阶级要求挽救统治危机，振兴国家的迫切愿望相适应，因此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号召力。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在变法期间，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宋神宗赵顼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最终废除新法。王安石的变法有三大优势，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走向失败呢？那么，“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免役法，方田均税法。

第二，

宋神宗的个人品质和对变法的态度问题。可以说宋神宗是个明君，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懂于权衡朝野势力，敢于改革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他是一个“宽容”“仁厚”的皇帝，生性软弱，又很孝顺，所以对于太太后，太后的话不敢不听。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宋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性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却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办法的新派和主张守旧的旧派两股势

力。王安石第二次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当变法进行到关键时刻，新派遇到的阻力最大时，宋神宗却动摇了，使新派失去了最大的支持力量，最终他一死，新法就被彻底废除了。

第三，

凭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的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一）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深入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这则是因为冗官，冗兵。不针对冗官，冗兵，财政问题解决不了。王安石制定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即立足于发展生产，着眼于开源的理财原则，作为“变法”

革新的重要方面。实际上，为了满足宋神宗优先筹措军费的要求，而没有去帮助百姓解决困难，调动发展生产积极性。老百姓不但未能因“因变法而受益，反而大大加重了负担。在军事改革中也并非针对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在变法中，通过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设军器监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但没有完全解决军事上的根本问题。在元丰四五年（1082~10830）间，与西夏交兵的惨败，赵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变法”并没有解

决所谓“中国富强”的问题。（二）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甚远。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互保后再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新法的实施，基本上仍然依靠未经整顿的原官僚队伍来执行，这支队伍对“新法”当然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相反，他们势必想尽一切办法钻“新法”的空子，不顾百姓死活，为自己捞好处,“吏缘为奸”的弊端比过去更为严重。青苗法的实施已经偏离了“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指导原则，也违背了立法条文的本意。结果，所谓“新法”，特别是有关“理财”的新法，完全离开了有利于发展生产这个前提，而成为不择手段地，无限制地追求庞大的财政收入的法令。（三）用人不当——王安石罢相离京之后，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提拔亲族，扶持自己的势力，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

为，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再也不是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四）拘泥古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者之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等。如青苗法取息最高达年利百分之四十，王安石认为比《周礼》规定标准不算多。对此，三朝元老韩琦，孙觉都给宋神宗上书加以驳斥，并指责王安石及其一派，或者是对《周礼》借贷取息的标准没弄懂，或者是有意曲解《周礼》取息标准，以证明青苗法“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五）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执拗。人称“拗相公”。王安石作为宰相，确实缺乏应有的素养和气度。他刚愎自用，欺上骄下，他急功好利，言行相违。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二人本是极要好又相互尊重的朋友却从此绝交。王安石还有更恶劣的一手，就是凡对“新法”稍有异议的官员，往往轻则加以贬黜罢官，甚至罗织罪证，进行诬陷，打击。例如，苏轼当时所受到的打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司马光对宋神宗说：“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看来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究其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

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